（图片为转贴，与本文无关）
说实话，读小学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生要和电影发生点什么关系。就好象放学后时不时地要到学校边的租书店里看一会儿连环画，电影只是一种不刻意的东西，有时与我擦身而过，有时与我相遇。那时我所居住的镇上仅有一家电影院。很老的青砖房子，黑乎乎的瓦片下面支着几根横七竖八的大木梁，没有天花板的。放映机就搁在一片骚动的人群中间，被一张八仙桌供着。我喜欢的位子总是离八仙桌不远，可以在电影不甚精彩的时候很方便地看那根胶片怎样在机器里穿行，并听到它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这声音对我的吸引大大超过了银幕上的音乐，以致于看露天电影时必须坐得离放映机更近，对我来说一部露天电影在放映员挂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直到所有的片子都被重新装进片盒。一般而言，我往往是最后离开露天晒场的几个观众中的一个，怀着某种无限眷恋而又无限怅惘的心情，像进行什么意义重大的告别式。十八岁生日的那天夜里，我想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感觉，成长在那里面被凸现出来，成为一个动词，其过于迅速的进程让我疼痛。
而失眠也就这么跟上来了，从晒场或者操场回到家，心不在焉的洗脚上床，躺在像棉花团一样的被窝里，为银幕上的憨厚的人们而激动，为银幕下的拥挤的人群而兴奋，为那块可以仰望星空的地方而莫明所以。直到现在，当失眠已成为一种廉价的习惯，电影都往往是它的核心主题。
少年时期的看电影多半跟露天电影有关。虽然一部电影在条件恶劣的乡村影院放映和在露天的空地并无二致，但那个时候所能看到的大部分电影更适合拿到屋外进行。我比较偏执的以为，《地道战》《地雷战》这样的片子只有在广袤的大地上才能与群众建立更多的联系，农民们站着或坐着，端碗的端碗，打扇的打扇，可以相互看清对方的五官，都在一种彼此距离不到0.01米的时候感受到集体主义的力量和温暖。村口的那个挂钟一旦被敲响，乡亲们都明白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敌人，鬼子，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伴随着对剧情的彻底把握而爆发出来的是一个完整影院空间所不能承担的集体情绪，气氛在夜空中无边无际的传播，发酵，密集而又松散，农民朋友们拿得起放得下，剧情紧张时可以完全投入，缓和时又可以抽身退出。这是他们多次反复观摩之后获得的主动快感。而我，一边在人群中观望，一边被边区农民群策群力的机灵劲儿折服，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宏大的战争场面，《地道战》《地雷战》给我的，是那些集体智慧的土办法所起到的幽默效果。
最为奇特的观影体验来自于银幕背后，这在有屋顶的影院是无法想象的。由于幕布的缝合线清晰可辨，把银幕画面切成几大块，与今天大屏幕电视墙的效果类似；每个人都成了左撇子，无论部队首长还是炊事班战士，或者鬼子汉奸，日常动作由此变得滑稽可笑令人摸不着头脑，不过总攻依然是总攻，不会不讲原则的变为撤退。还有字幕的样子也焕然一新，在你颇费周折的阅读的同时更体会到中国方块汉字的神秘和伟大，反掉的字看上去别有美意，甚至可以让今天的人们读出某些字体派平面设计的独特秘密。七八岁的时候，我的露天电影生涯里有着这么一段不太长的“反电影”经历，银幕前太拥挤，就一个人坐到背面去，在夏夜的树荫里欣赏“反动”电影。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露天电影已经淡出大多数人的视线，在我终日忙碌其间的这个繁华城市，再没有那样的大地和大地上的夜空可以接纳热烈的电影和它的人群。最近看了一个获什么学术奖的电视纪录片，《背篓电影院》，讲一个常年背负器材在四川某山区放露天电影的“基层文化工作者”，身为地道的农民，他的能说会道多才多艺使其把放电影更多的当成一种宣传，一种调节山区农民日常生活的手段，针对婆媳吵架放《喜盈门》，出了用电事故放《农村安全用电常识》，而给老人拜寿放《高朋满座》。这位农民放映员的率真可爱显出如今的露天电影对他的意义，是工作又是收入来源，是教育更是山垭上难得的娱乐。
夜幕降临，最后一道晚霞收回了它的光芒，山垭上亮起了另一束光。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2002/03
纪录片《背篓电影院》截图
